社会学地理中心的移位:一种学科史的视角

2019-06-18 13:48栏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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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是一门流动的学科,这门学科在全球的旅行以及根据地方情境发生的流变,它所反映的学科历史动态,恰恰是对世界社会历史变迁的回应。根据人物和流派建立起来的学科内史,虽然可以清晰地呈现理论与概念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关联,但是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的时间线索不利于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自身。非西方社会在经济和政治上影响力的扩大,不仅对现代性的重新阐释提出了要求,亦使得社会学中心的移位存在可能。

  相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推陈出新,学科史的书写一直以来都属于相对固定的领域。然而,在当前社会学研究中,传统的编年史式学科史书写,开始面临新思潮的冲击和改写的可能。尤其是后殖民社会学的兴起,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史书写发起了冲击。本文尝试从地理中心移位的视角考察社会学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理解社会学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流变,以及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

  当我们讨论社会学的地理中心及其移位的时候,并不是要在地理学意义上将这门学科的历史割裂开来考察。“交织现代性”(entangled modernity)、①“连接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y)和“连接的社会学”(connected sociologies)这样的理论话语,②强调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身便存在欧洲和非西方地区的共同参与。没有海外殖民地和商品及原料市场,英国的工业革命恐怕不会是历史上发生的样子。同样地,没有海外殖民地战争和对战争经费的需求,法国革命恐怕也难以催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虽然是社会学的第一个中心,但是一直都有非西方力量的参与。

  就地理中心移位的过程而言,社会学先后经历了欧洲起源、北美扩展与非西方崛起三个阶段:(1)欧洲起源是社会学史的标准陈述,代表性事件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这一时期也被视为社会学的古典时期;(2)北美社会学的扩展,随着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王朝的最终建立,欧洲社会学受到影响,开始具备了美国理论的特点,并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确立的定量研究标准,成为世界社会学的方法准则;(3)随着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殖民主义控制,非西方社会学兴起,强调自身社会学的主体性,并质疑西方社会学普遍主义解释模式。

  地理中心的移位,并不是悄无声息地进行,它包含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用劳伦斯·罗兰-伯格(Laurence Roulleau-Berger)的话来说,由于西方的统治,一些理论从来就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未被赋予和西方理论同等的价值。来自遥远不起眼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正在为寻求承认而战。③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认同重新形成、他者形象重新建构,来自非西方的话语开始质疑社会学的西方霸权,西方社会学也重新调整理论策略应对非西方的崛起。因而,地理中心的移位不仅意味着社会学新兴势力的崛起,亦意味着过去被屏蔽和隐身的声音及话语开始在学科历史中现身。

  一直以来,社会学史呈现了相对固定的学科历史叙述。从学科的起源到奠基人的贡献,从学科制度的设立到理论学派的发展,它们成为传统学科史的主要描述对象。因而,按照时间线索对人物的罗列与理论的分类成为主要叙述模式。并且,这种叙事模式被置入社会学的“古典—现代—后现代”时间结构中。这种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叙事为这门学科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历史描述。然而,这种清晰性的获得,建立在一种线性时间的基础之上。当代学者有理由质疑这种从古典到后现代的叙事时间,完全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时间观念进行组织排列,非西方社会和社会学的历史经验作为他者,可能被排除在了这种时间结构之外。以中国社会学为例,作为非西方社会学的历史个案,我们很难将自己的历史完全吻合地置入这一时间线索中去。

  学者们对传统学科史叙事不满,不同背景的学者做出了回应,尝试选取不同的对象和方法来塑造新的学科历史。这既包括了西方社会学内部的理论调整,亦包括一些他者的声音,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发起冲击。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历史上受到忽视的声音和人物被重新带入了学科史的视野。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首先质疑社会学理论的历史被当作了社会学理论的一种系统集合或者总结,这种历史与理论的混合在默顿看来属于严重的混淆,因而需要意识到历史和理论系统的分别,书写真正的历史(authentic histories)。它包括社会学理念的来源和发展的形式,社会学理论和它说明的对象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组织之间的互动,理论的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的改写,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理论。④另一种方法选择关注被遗忘或者屏蔽的历史,伍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对社会学历史的描述,摒弃那种“制造经典”(canon-making)的历史方法,转而关注社会学兴起之初的张力领域。在前学科史时期,社会学是一门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之间摇摆的学科,需要在文学和科学之间做出选择。而今天标准化的社会学史,大多只选择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进行论述。勒佩尼斯选择追溯回那段科学与文学竞争的历史,以还原社会学作为科学史之前的状况。⑤罗伯特·奈斯比特(Robert Nisbet)对传统社会学史采用人物罗列和理论分类方法不满,提出一种单元观念(unit-ideas)的方法。选取了五个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特殊性和意义感的概念进行论述:共同体、权威、身份、神圣性和异化,它们在社会学的历史中占有核心位置。⑥

  此外,研究方法及其实践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詹妮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对英国社会学家研究过程的考察,采用个案和访谈的方法,尝试揭示社会研究中发生的“事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对调查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组织整理与再阐释。⑦普拉特利用相似的方法考察了1920年至1960年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形成的历史。在她看来,将理论的历史等同于全部的社会学实践是一种幼稚的假设,方法和经验研究的历史同样值得社会学家关注。⑧并且,方法并不是既定的样子。概念的形成,方法和理论的关系,方法之间的竞争,以及方法的实践存在自身的历史起伏。

  除了前学科史和研究方法,历史上的女性和非白人社会学家也被“重新发现”。汉密尔顿(Hamilton)指出,受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史的书写处于一种波动状态。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社会学的男性化写作受到质疑,19世纪的女性作家马蒂诺(Martineau)被重新挖掘,当作社会学的奠基人来对待。另一个例子是杜·波伊斯(Du Bois)——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也被重新视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⑨更激进的例子来自南半球的学者,西德·胡塞因·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对欧洲和北美社会学的垄断地位表示不满,认为非西方社会学应该开发自己的社会科学历史传统,甚至质疑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西方起源的历史。在他看来,19世纪社会学在西方的兴起,代表了一种主流学术话语被塑造为现代学科的历史。但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它是由中世纪阿拉伯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官、外交官和改革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发现的。⑩

  上述话语意味着学科史书写虽然存在相对固定的叙述,但仍是一个开放的领域,需要面对不同社会思潮的冲击。冲击不仅发生在西方内部,它还来自非西方社会学自我意识的觉醒。事实上,在传统的学科史时间中,空间意涵亦是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一方面,欧洲和西方社会学构成了传统学科史时间的中心,它们是社会学实践的主要行动者;另一方面,非西方地区和社会暗含在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知识生产中,它们在古典社会学的二元论中成为现代性的对立物和他者。但是,非西方社会以及非西方社会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殖民社会学对传统中心发起的冲击,为我们重新理解学科的历史提出了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尝试以地理中心移位的视角考察社会学的学科历史。地理中心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不只是地理边界的确定,同时它也是文化生产和输出的中心。并且,移位意味着社会学知识的历史动态,这门学科在全球的旅行会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发生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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